不容外判,一起捍衛公共服務!

謝凱健 2009年9月8日

女青大澳事件引起社福界反思社工專業及社會福利自主問題,事件亦揭示自2000年以來社會福利服務外判化帶來的問題。將社會服務市場化、商品化,社福機構便淪為社會服務的「外判商」,各董事局充當判頭角色,把資源囤積在管理層而壓縮下層開支,肥上瘦下屢見不鮮。但本地社福界的糟糕情況,其實並不獨在社福界內存在。

私營一定比公營好?

奉行「大市場,小政府」市場至上原則(新自由主義)的特區政府,大力鼓吹公營服務私營化(privatization),聲稱是滿足市民對服務需求(提高效率)、降低官僚架構造成的浪費(節省生產成本)及提高生產效益。不過,各種事實証明私營化未能提高服務質素及效率。

就以03年SARS事件為例,當時淘大花園疫情爆發,需要進行緊急消毒及清潔,由於該區的清潔服務已外判,故消毒及清潔責任理應由外判公司執行。然而在沒有勞工保險及病毒的威脅下,外判清潔工人拒絕執行工作,最終食環署要從黃大仙及彩虹調派兩隊清潔隊來進行消毒及清潔。

再說節省成本,以外判防治蟲鼠工作為例。外判承辦商為了賺取最高利潤,節省生產成本,使用質素較差的杜鼠藥及滅蚊油,而且限量使用。工人又因缺乏訓練而只把杜鼠藥放在當眼位置,蚊油則亂放。令鼠患不但沒有減輕,亂放的蚊油更破壞環境。西貢蠔涌河就因受蚊油影響,導致河內三百條魚死亡。結果,又需食環署調派人手去進行處理及善後。私營及外判不但未能提高服務效率及節省生產成本,更要倒貼公帑去進行善後,實是「貼錢買爛壽」。

私營化的惡果

私人企業所服務的不是社會大眾,而是企業股東。私企的首要目標不是提高服務質素,而是要提高「股東」的利潤。因此私企在推行「服務」時會首先考慮盡可能降低生產成本以符合「經濟效益」及盡可能提高利潤率。因而,原有的免費服務變成收費服務,而服務的提供則是按人的付款能力,而不是按需要而提供。正如巴士公司在巨大的盈利下仍堅持增加車資,結果令基層市民生活百上加斤。再者,私企為了節省開支,又往往將成本轉嫁到工人工資上,出現嚴重剝削,。以外判清潔工為例,月入不到五千,清潔用品需要自行購買,沒有勞工保險,合約為期半年,令工人常處於就業—失業的邊緣。

唯利是圖的私企只需祭出一句「按市場調節」便無需負上任何社會責任,大條道理地犧牲社會利益(市民利益),不但忽略服務的質素,服務使用者的需要及權益都被忽略。

捍衛公營服務

公營服務確實存在不足及官僚化,但這並不是公營必然的結果,更不表示只有將其私營化才能改善以上弊病。

公共服務是一種人服務人的關係。公共服務所計算的應是大眾的利益,而不是個別的,局部的群體的利益。只有公營的服務可以保證到市民大眾享受到高質素且低廉的服務。因此我們要堅決作出反對公營服務以利潤掛帥,反對把繫於民生的公營服務私營化、外判化,同時要反對整個新自由主義政策。說到底,政府不過是為了減輕其對公共服務的承擔,因而挑起民眾對公營服務及其員工的不滿,分化社會。

具體策略上,筆者認為,應將公營部門工會(如社工,公務員等)與服務使用者作有機結連,強調公營服務員工與服務使用者的命運與共,強調雙方的共同利益,一同反對公營服務私營化,同時爭取引入民主化的監督機制,讓市民大眾一同監察公營服務的推行及管理,有效地貫徹公營服務「取之於民,用之於民」。只有真正的權力下放和非集中化,讓市民集體地共同分擔管治的責任,才可以保證市民共同獲得平等的公共服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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