社會保障公義


理念

  在香港,一般對社會福利的理解,主要指社會保障及社會服務。我們認為現代社會福利,主要應由政府透過社會政策,滿足人民集體的需要,亦是回應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製造的社會問題,例如針對勞工面對疾病、失業、收入不足、家庭轉變等處境,或不同生命階段的特殊需要。例如社會保障就作為失業人士維持收入的工具。

  我們認為在任何社會中,貧窮、社會不平等、排斥、歧視都源於資源及權力分配不均;透過政府的介入,貧窮及其負面影響是可以消除的、社會不平等(例如階級、性別、種族、年齡、能力、性取向等)是可以大規模減少的。社會保障具有資源、權力及風險再分配的目標,再分配的性質是從壟斷了最多資源的群體,轉移到最貧乏、最受壓迫的一群,以達致更公平、平等的社會,實現分配公義(distributive justice)。透過將勞動力「去商品化」,及減少以家庭為申請單位的社會保障制度,促使個人及社會的解放,促進社會公義及平等,維護人類的尊嚴。因此社會福利及社會保障的發展,不應從屬經濟發展,而是根據社會成員的需要,進行民主管理、規劃及分配。

  在社會保障模式的選取上,基於平等及去標籤化的理由,我們認為普及性(universalist)的社會保障較選擇性(selectivist)的福利好,它建基於公民身份,而非個人的工作貢獻及收入水平。在共同土地上生活的人民,就應享有基本生活保障的權利(entitlement),即社會權利(可參考經社文公約),這可建立社會團結及減少社會成本。而基於現代社會的改變,家庭、社區及市場往往不能再滿足個人的基本需要,政府以社會制度的介入可強化個人生活的安全感,因此制度性的福利又較殘餘性好。

現況

  香港政府及掌控福利發展的財團及菁英階層,大都信奉新自由主義的教條,即「大市場小政府」的福利觀及制度取向:它視社會問題為個人造成,將政府角色限定於「剩餘模式」,社會保障只有協助最不能自助人士,只能扮演「安全網」,其他的社會需要只交由市場、社區、家庭提供。在貧富懸殊的香港社會,過於單一及門檻過高的社會保障制度,使很多弱勢群體被排斥於保障之外,例如新來港、邊緣勞工、復康人士等。即使合資格領取社會保障,援助的水平不但不能協助使用者脫離貧窮狀態,如綜援水平仍低於貧窮線,以遠遠落後於通脹,這反映了近年推行的福利改革,其實只是將財政壓力、經濟風險轉移至基層人士身上。

  在人口老化的趨勢下,政府依然堅持3種退休保障行之有效:個人儲蓄、強積金及長者綜援。事實上,基層人士的收入並無條件讓他們規劃未來的退休生活,而金融化及個人人化的強積金,亦不能保證他們享有穩定及足夠的退休金,更排斥了家庭主婦及無薪人士。長者綜援則更暴露了政府錯誤的福利觀,以「家庭申請單位」將照顧長者的責任,完全推卸予家庭,而不理基層家庭的負擔能力,最後導致拆散家庭,或長者被迫以「生果金」過活,令長者貧窮及獨老更為惡化。另外,目前「傷殘津貼」的審批資格過於嚴格,以致不少復康人士根本不能依靠它享有「獨立經濟生活」的權利,而必須依賴其家人。不過,由於許多醫療津貼的費用,只有傷殘綜援可以代支,故許多嚴重傷殘人士其實必無選擇地要領取綜援,但就不能與一般家庭成員同住,最後亦要被迫與家人分離。

在千瘡百孔的社會保障制度下,我們有以下的政策爭取重點。

建議

  1. 以社會保險的形式,落實全民退休保障制度,以回應人口老化及長者貧窮;
  2. 降低社會保障的門檻:容許個人作申請單位;
  3. 重新釐訂綜援水平達至滿足基本生活;
  4. 消除人口及福利政策對新移民的歧視,減低新來港人士申請福利的門檻;
  5. 建立多層次的社會保障:照顧者津貼、兒童發展津貼、低收入家庭補助、復康津貼;
  6. 檢討現時工作福利,以更積極及鼓勵性的勞動市場政策,在有足夠選擇及有充足的保障下,協助失業者參與就業,取消社區工作及工時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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